点击关闭

明远记者-这些棒棒普遍收入在每天100元以下

  • 时间:

【陕西子洲山体滑坡】

11點半的時候,打包一包衣服,發到巴南區,這次比較近,還是10元。

較早前,朝天門的棒棒是有所謂的“勢力範圍”的,學者秦潔曾研究棒棒軍6年多。她在《重慶“棒棒”:都市感知和鄉土性》一書中寫道,“朝天門碼頭上的棒棒群體內部管理嚴格”“如果沒有老大打招呼,我擅自到朝天門打聽棒棒的事,馬上就可能被驅逐”。王奎說,朝天門的棒棒,都是熟人帶過來的,不沾熟人,就做不長久。“以前這個地盤,哪個地方來的人多,就要占強些。那些‘野棒棒’根本不能過來,過來了也不敢做業務。”

5“少了一大半”王奎回憶,棒棒收入的巔峰,是在1997年到2007年這10年間,那時錢還值錢,收入基本逐年上漲,一般的棒棒每月可以掙到四五千元到七八千元。大概五六年前開始,朝天門的生意回落,棒棒收入也隨之下跌,現在一個打包棒棒月收入三四千元就相當不錯了,“要是沒得熟人帶,一個人來當棒棒飯都吃不飽。”

5點40分,他接到一個合川的電話,那是一個買家從合川發回來的退貨,需要他從貨場拿到退貨的攤位上,大概30多斤,400多米遠,10元。

胡明遠拿著刻著他名字的扁擔

何苦說,《最後的棒棒》播出之後,對這些棒棒的生活改變並沒有什麼幫助。但他們的生活卻是實實在在地變好了,這是時代在改變,社會在發展,國家福利、救濟更完善帶來的改變。

唐忠榮的大女兒和女婿在朝天門當了20多年棒棒,剛來重慶的時候,女兒的女兒5歲,現在女兒的孫子8歲。10年前女婿肝癌去世後,大女兒一個人生活艱難,他就從潼南老家來朝天門接替女婿,成為高齡棒棒。這段時間生意清淡,大女兒回老家看孫子去了,已經當了曾外公的唐忠榮一個人留在朝天門。收入最高的時候,他和女兒兩個人一個月有七八千元,所有的收入都是轉到女兒的微信上,女兒每個月給他兩三百到四五百不等的零花錢,其中一部分他要資助給40多歲還沒結婚的兒子。

78歲的唐忠榮是朝天門年齡最大的棒棒,放在整個重慶,他可能都是棒棒中的大爺。唐忠榮跟一般棒棒不同,他讀過初中,談吐得體,戴副老花鏡,看上去像個退休老頭。他就是所謂的打包棒棒。

關於朝天門棒棒的數量,王奎無法說出一個準確的數字,但從他的感覺來說,是“少了一大半”。記者試圖從朝天門街道瞭解朝天門市場的棒棒數量,街道統計辦公室熊科長告訴記者,棒棒的流動性非常大,這個數字沒法統計。渝中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也無法提供這一數字,因為棒棒從業不需要登記,想來就來想走就走。

在石橋鋪渝州交易市場裡面,極少看到棒棒的身影,十幾個棒棒都坐在市場外面,這裡臨近八益建材市場和國窖陶瓷市場,可以兼顧幾邊。不過,說起來市場多,實際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坐在路邊無所事事,店家都有固定的搬運,貨品包上車,棒棒們在市場攬不到多少業務,更多去做綠化、通下水道、建築安裝、搬家等零活。

胡明遠的扁擔在整個朝天門獨樹一幟。這根扁擔據說比他年齡還大,他在扁擔盡頭綁上一根紅布,保佑自己做事的時候不出意外。扁擔上刻了“朝天門胡明遠”6個字,以便丟失後有可能找回。為了防止這6個字被偷扁擔的人用刨子刨掉,他在扁擔上密密麻麻打進三四十顆釘子,釘子又完全敲進了扁擔,這樣擔東西的時候不會硌著肩——這根扁擔上充滿了他的小智慧。

除了朝天門,重慶各大交易市場都是棒棒集中的地方。

幾十萬棒棒大軍在重慶的發展史上到底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,何苦有自己的看法,“在很多人眼裡,他們的艱苦打拼,只是一種勞動力交易。但後來我們慢慢反思過來,幾十萬棒棒大軍,用他們的一生,用他們佝僂的背影,挑出了一個新重慶。棒棒的一生其實是很悲壯的,他們每推動城市向前一步,也是把自己推向邊緣化的一步。他們挑走了自己的時代,挑走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基礎。”

但現在,所有的“幫派”都煙消雲散,王奎只召集得起十多個棒棒了。原先手底下的棒棒因為收入低、年齡大等各種原因,八方散去。

王奎的業務,一度遍及整個重慶城。他通過中間商,在58同城上買了包年的套餐,天天在上面發佈廣告。從普通的搬運,到各類展會布展、撤展,凡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,他通通都接。最多的一次,悅來會展中心需要緊急撤展,他一個電話拉來54個棒棒,浩浩蕩盪坐軌道交通趕到悅來,那陣仗就像一支軍隊,路人無不側目,名副其實擔得起棒棒軍三個字。

棒棒,作為一個職業,它還暫時留存在世人的眼中;但棒棒軍作為一個特有的城市符號,它已漸行漸遠。

唐忠榮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衰老,前幾年他還能扛起100斤的麻袋,今年遇到大包的貨物,他就只能分成幾次來扛。但他不想歇下來,他的體力還能再乾幾年,“總能為娃兒減輕點負擔嘛。”

7點40分,他接到第二單業務,從奉節發過來的退貨,一包有20多斤,收貨點在濱江路上,一路爬坡上坎,10元。

外國人到朝天門當棒棒(重慶方言,指搬運工——記者註)?聽起來很新鮮很獵奇,但事情真相是怎樣的呢?

9點,又到海客瀛洲外面的馬路上,收了一單從魚洞過來的退貨,也是10元。

有個未經證實的數據,巔峰時,重慶的棒棒人數達到三四十萬,那時重慶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棒棒等待攬活的身影,到前兩年,棒棒人數已經不足3000人。不過從記者對各大棒棒集中地的摸排情況看,除開轉型為固定搬運工職業的棒棒,傳統意義上以一根扁擔攬活的棒棒,人數可能遠遠低於3000人了。

小李大概是朝天門最年輕的棒棒,30歲出頭,一身好肌肉,如果放在健身房,憑他的身材是可以有所作為的。他從四川萬源來到重慶三個多月了,第一份工作就是棒棒。

在隔壁的菜園壩小商品市場,棒棒老李認識市場里的每一個棒棒,他掰著指頭給記者數50歲以下的棒棒,“花子、張二、熊老幺……只有三四個人。”偌大的市場,只有五六十個棒棒,“老的很多已經走了,年輕的沒人加入進來,只有出沒有進,肯定是越來越少。”

到銀星小商品城的時候是5點半,這裡賣的是日用品玩具等等,體積比較大,買家更喜歡讓棒棒搬運。胡明遠看到一個老雇主,一個40多歲的中年女子。他一臉諂笑上去打招呼,中年女子客氣地笑了一下,沒理他。在等待開門期間,老胡一共看到3個熟雇主。商城開門後,數量並不多的買家迅速消失在龐大的交易市場中。大宗採購的買家一般是在某攤位買了東西之後,就放在那裡,到下一個攤位繼續購買,最後讓棒棒們到各攤位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,一起挑到車庫或車站。商城裡棒棒並不多,當然買家也不多。近幾年網絡購物的興盛,讓實體店的生意很受影響。胡明遠不斷在銀星的七樓、八樓梭巡,一邊不時環顧四周,只要有人拎著東西或扛著大包經過,他就會盯著對方的包看很久。

朝天門的大多數商場都已開門。胡明遠5點鐘準時醒來,在朝天門20多年的棒棒經歷,讓他的生物鐘頑固得像臉上的皺紋,抹都抹不掉。

趙本金向記者講述棒棒的故事

24天的棒棒生涯中午1點多的時候,胡明遠回家吃午飯。他住的地方就在道門口,離朝天門咫尺之遙。

蒙秀全沒結過婚,確切說是結不成婚,因為窮。他母親在他兩歲半的時候就去世了,父親拉扯他長大,每學期2.8元的學費都交不起,只讀到小學五年級。20多年前,父親也去世了,只剩他一個人。50歲之前,他沒談過女朋友。50歲之後,人生反而有了回春的跡象。

從上世紀80年代棒棒大軍的興起到現在的衰微,這是一場長達30多年的馬拉松賽跑,重慶幾十萬棒棒大軍消失的歷史,就是一部周邊農村人融入城市的歷史,在這個過程中,重慶人展現出了極大的包容性與開放性。大部分棒棒在這個過程中轉了型,做家政、送快遞、跑運輸、搞餐飲、乾裝修、做建築,他們緊緊跟上了這個時代的發展,一邊負重前行,一邊積極改變。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棒棒,大多是這幾十年大浪淘沙淘汰下來的棒棒。他們無力轉行,有些人也習慣了現狀,這是個無奈的現實。

4壟斷與瓦解在金海洋商城外面碰到王奎的時候,他正費力地拉著一車貨,送到一個車庫裡面去。停下來休息的間隙,他的電話不斷。他穿著古馳的T恤,花花公子的皮帶,儘管是冒牌貨的嫌疑很大,但那身派頭跟普通棒棒相比有天壤之別。

中午的時候,記者執意請唐忠榮吃飯,他一開始說自己已經吃過了,旁邊的人“揭發”他,“哪裡吃了的嘛!正好你幫他解決一頓。”一碗豆花,一份蒜泥白肉,唐忠榮沒吃完,他吃得很少,飯量跟他瘦小的身材很匹配。

何苦(前)拜老黃(後)為師,當了一年多棒棒。

▲蒙秀全在出租屋講述戀愛史

他是金海洋最大的棒棒頭,手底下曾經有五六十名棒棒,基本上把金海洋商城的棒棒都攏在了自己手裡。

在菜園壩火車站和汽車站,在龍頭寺火車站和汽車站,同樣也能見到棒棒的身影。但人數都不多,兩大車站總數加起來估計沒超過100個。現在出租車、網約車越來越多,乘客乘坐方便,不太需要棒棒搬運行李。而且車站的棒棒因為諸多宰客現象,並不為乘客所喜。

早上5點半的時候,唐忠榮從江對面的南岸上新街,走路過東水門大橋到朝天門。上新街的房子便宜,他和女兒在那裡租了兩間屋,每月300元。房子建在山坡上,一棟上世紀80年代修的平房,陰暗潮濕,連天然氣和閉路電視都沒通。

近段時間,一個外國人在朝天門拿著棒棒的照片不斷在重慶人的朋友圈轉發,照片的說明是:“朝天門的洋棒棒,不知道他能堅持多久。”

他抖抖索索摸了半天鑰匙,記者跟他開玩笑:“裡面裝了啥值錢的東西,要鎖起來。”老胡囁嚅著:“嘿嘿,沒啥子,習慣了。”裡面確實沒啥,蚊帳圍住了床,有點換洗衣服,一個小風扇。他的全部家當都在身上:一個手機,一張銀行卡,和裡面這段時間不斷減少的數字。幾年前,老胡被偷過一次,十幾天的收入1000多元,肉痛得他想撞牆,從此就習慣了鎖門。

生意好的時候,兩間屋要住20個棒棒,現在生意差了,只住了五六人。胡明遠住的是每月200元的VIP床位——沒錯,VIP是200元,大通鋪每月只要90元。一間8平方米的昏暗小屋用木板分成上下兩層,下層兩個VIP床位,上層是可以睡6個人的大通鋪,房間的氣味有些“酸爽”。老胡的床位是鎖著的,叫床屋可能更適合,2米×1.4米的床,四周全部釘上了木板,一間屋就是一張床,一張床就是一間屋。

7月初的一天,清晨6點,天光大亮,進入夏季的重慶依然涼爽如秋,讓人訝異得很沒有安全感。

這是一棟大樓的後院,老闆老王以前也是個棒棒,他在後院用磚木搭起了兩間屋,專門出租給棒棒們。

“每一個到今天還在當棒棒的人,一定有必須要當棒棒的故事。”何苦說。

一個在朝天門擺攤售賣游船票的攤販,直接否定了這張照片的真實性,“我在朝天門幾十年,莫說來當棒棒,就是來體驗半天或幾個小時棒棒的外國人都沒得。現在莫說外國人,重慶本地棒棒都找不到活路。”

外屋是一間大屋,兼做廚房、客廳,還有一排通鋪。小李、老杜、老劉和王老闆坐在飯桌前看電視。

從胡明遠的娛樂活動,閑吹到那根獨特的扁擔,再引申出胡明遠可以挑好多斤。老胡瘦巴巴的身體很激動,“現在隨便可以擔200斤嘛!”旁邊趙本金跳起來,“你擔200斤?莫把腰桿閃斷了喲!”胡明遠毫不示弱,“賭100,從聖名車庫擔到協信。”周圍的棒棒開始起哄,一個棒棒說:“兩包水泥,正好200斤,你們各摸100放到我這點。”趙本金衝動了,開始摸口袋。摸了半天,才想起自己兜里只得10元。本來是有100多元的,給老婆買藥用了。

重慶棒棒軍公司老總劉曉蕭也持同樣觀點。他認為,棒棒的陣地從以前的站街,轉移到了網絡上、手機上,傳統的棒棒不得不被淘汰。只有跟上時代的進步,如他的棒棒軍公司一樣,用符合時代潮流的方式,才能繼續發展。

談及朝天門的棒棒軍,他哀嘆幾聲,反覆說,“棒棒軍已經瓦解了。”

重慶晚報-上游新聞記者 廖平 攝影報道

有點扎心,他沒說話。到頭來,蒙秀全依舊孑然一身。他不是沒想過像其他棒棒一樣離開朝天門,但他無處可去。老家的土房下大雨被衝垮了,親戚只有一個堂哥。好在政府會為他兜底,他給自己的規劃是,再乾3年,到了60歲,就回巴南區接龍老家,當五保戶進養老院。

何苦告訴記者,這些年來,他一直在關心棒棒這個群體,走在街頭遇上了,他都會“跟蹤”一段路,但現在棒棒越來越少了,在街頭並不那麼容易遇上。

4天收入為零,為啥還要吊死在棒棒這棵樹上?趙本金訕笑著,“當了幾十年棒棒,還能做啥子嘛,其他工作都嫌我年齡大。”他悄悄湊到記者身邊,“你說我這種情況,老婆可不可以辦低保喲?”

胡明遠自述今年62歲,“大鳴大放那年生的。”但他幾乎全白的頭髮,瘦瘦巴巴的身材,笑起來露出缺了好幾瓣的牙齒,讓他說的年齡看起來很可疑。這個憑力氣吃飯的職業,年齡大了並不受歡迎,所以沒人看到過他的身份證,包括房東王老闆。

包工頭招工只要55歲以下的,所以朝天門的棒棒,幾乎都是55歲以上的,年齡稍小點的,都被建築、環衛、搬運等公司招走了。

▲接了筆20元的大單,蒙秀全很高興。

從記者在朝天門及重慶各大交易市場調查的情況看,近些年隨著城市基礎設施的升級,曾經聲勢浩大的山城棒棒軍,人數急劇萎縮,很可能已不到2000人。

但由此也帶來一個副作用,木扁擔重達五六斤,相當於他每次都要比其他棒棒多挑幾斤。

記者問他,“你會不會被她騙了?”

即使是像胡明遠這樣還有點固定雇主的棒棒,現在一天的收入也只有三四十到五六十元之間。賣盒飯的周大姐說,以前一天可以賣兩三百份飯,現在賣七八十份算好的,“來吃飯的棒棒不多。棒棒找不到錢,好多都回去了。”

老唐認識朝天門的幾十個老闆,不過這兩年大家習慣了網上購物,他的收入越來越少。這一點得到朝天門港渝廣場8樓經營戶唐順蓉的證實。她開了一個60多平方米的門面賣男裝,以前固定要和兩三個棒棒聯繫送貨,現在一個都沒了,生意不好,都是店員自己發貨,“可以說棒棒在我們店里一個月一分錢都掙不到。”

朝天門依然是朝天門,朝天門已不再是朝天門。

記者手記一個正在消失的職業很少有人比《最後的棒棒》導演何苦更瞭解棒棒這個群體,他2014年在渝中區自力巷當了一年多的棒棒,與棒棒們同吃同睡,最後拍出了這部口碑極高的紀錄片。

朝天門街道很認可他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,曾經兩次推薦他參評渝中區的“最美好鄰居”“身邊好人”。雖然沒評上,但經營戶們對老唐還是認可的,成千上萬元的貨物總是放心大膽交給他去發。

但沒人叫他。3個老雇主買的東西都不多,自己就提走了。

他每年春節都要邀請60歲以上的棒棒團年。2015年送出去400份邀請捲,到場370多人,這位轉業軍人把轉業安家費拿出來請客,並給每個棒棒包個紅包。到了2016年,前來赴宴的就已經不足100人。到2018年春節,就只有20多個人了。“很多人都已經離開了重慶,挑不動了。我請客人數的減少速度,就是棒棒消失的一個速度。”

對於棒棒這個行業,何苦認為,這麼大個城市,從業人員就這麼點,也沒多少人需要他們,再稱為行業已經很牽強。“現在很多人已經很久沒叫過棒棒服務,在他們的內心裡,這個行業已經消失。”不過何苦覺得,棒棒在市場上的勞動份額是存在的,只是被各種新興行業所瓜分,像快遞、送餐、貨拉拉,這些以前都是棒棒乾的事情,現在成了集群化的產業,換成了一種更加高效的方式存在,失去競爭力的傳統棒棒必然消失。

記者通過調查發現,這張照片是在朝天門來福士體驗中心外面的3碼頭拍的。那裡有20多個售賣兩江游輪船票的票販,長期在1碼頭到7碼頭遊蕩,記者向多位票販打聽,均表示未看到這個當棒棒的外國人。一個票販分析說:“你看他背起雙肩包,真要是來當棒棒,哪個會背雙肩包?很可能是有棒棒替這個老外背行李,而這個老外幫著拿扁擔。我們長期在這一片,真有外國人來當棒棒,不可能不曉得。”

他像極了紀錄片《最後的棒棒》中的老甘:一輩子未婚;進城後,用5年時間攢了1萬元,準備開面館,結果從銀行回來路上遭了賊;後來他又花5年時間,攢了2.5萬元,準備做點小生意,又被人偷了。最後,59歲的老甘定下新目標,在60歲生日的時候存上1萬元,為自己過個像樣的生日,娶個老婆,有個家。但60歲生日的時候,老甘只存了2000元,計劃泡湯了。他卸下棒棒,回到大山的家裡乾點農活,成了村裡的五保戶,靠低保為生。

1“朝天門胡明遠”朝天門片區的各大市場,比重慶城醒得更早。

不過從記者幾天的摸底來看,朝天門市場20多個交易區,棒棒數量多的有20多個,少的只有幾個,總數加起來很可能沒超過300個。

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,現在整個菜園壩片區的棒棒人數已經不足200人,這些棒棒普遍收入在每天100元以下,為了節約房租,有的棒棒晚上甚至睡在菜園壩立交橋下麵。

但他的棒棒生涯只維持了4天。熟人把他帶進朝天門,修行就只有靠各人,熟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業務關係介紹給他的。(下轉04、05版)

他說的吃不飽,是真的吃不飽。記者在朝天門採訪了超過40個棒棒,普遍每天生活費在20至30元(未含房租費),6至8月是朝天門生意的淡季,每天找30元以下的棒棒大有人在。如果像胡明遠這樣每天還要抽一包5元的煙,喝二兩每兩1.2元的酒,那隻有動用以前的積蓄了。即使到了9月份旺季,普通棒棒一天的收入也不過百來元。

秦潔在《重慶“棒棒”:都市感知和鄉土性》一書中,曾經對2008年左右菜園壩火車站、汽車站及兩大批發市場的棒棒數量有過比較準確的統計,由於當時要辦證,棒棒總人數可明確獲知在1100人左右。

沒活的時候,胡明遠和一堆棒棒喜歡坐在聖名服裝城門口歇涼——實際上一天中大多數時候都沒活。棒棒們喜歡吹閑龍門陣,喜歡開葷玩笑,還喜歡——抬杠。他們嘴上抬杠的功夫完全不遜於肩上。頭一天,記者給了胡明遠50元報酬,約定第二天跟拍他的工作。幾個棒棒開始揶揄胡明遠,“昨天給你的50,你現在摸出來看下,是不是只剩20了?”“你昨天晚上到哪點消費去了?”一個棒棒把胡明遠攔腰抱住,另一個人開始掏他的襯衣口袋,老胡招架不住,趕忙把煙摸出來,“吃煙吃煙!”煙是5.5元一包的龍鳳呈祥,這是棒棒們普遍喜歡的牌子。

7月4日這一天,唐忠榮共做了5單業務,收入50元。他有記賬的習慣,翻開他的賬本,從6月底到7月4日,每天都在50至70元,6月份最高的一天,有100元。

378歲的最高齡棒棒朝天門的棒棒分成三個檔次:單槍匹馬的野棒棒,有點老關係的電話棒棒,專門打包的打包棒棒。打包棒棒收入最高,傳說一天能找兩三百元。

《最後的棒棒》拍攝的所有主角,到今天都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。何苦的師傅“老黃”幫女兒還清房貸後,回到了永川女兒的家裡,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,走起路來顫顫巍巍。“河南”沒有再當棒棒,到處打零工,他還是那個矛盾的“河南”,一邊喜歡看書,一邊沉迷賭博,夢想一朝發財。“大石”在做房屋中介,儘管網上租房的信息很多,他還是堅持要出去偷偷摸摸貼租房廣告。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作紀念,被他兒子劈成了兩半,插到菜園裡當作蔬菜的支架。“老杭”在71歲的今天達到了人生的巔峰,他以前不敢回老家,在家裡找不到煙酒錢,他回到農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杉木棺材打好,隨時等死,但他突然發現生活跟以前不一樣了。現在農村的綠水青山變成了金山銀山,他開始養蜂,去年光賣蜂蜜就賣了接近3萬元,還供不應求。

在菜園壩水果批發市場,棒棒們工作的時間比較特殊,大多數都在深夜,因為水果批發都在深夜進行。前些年,棒棒們要向市場管理方每天交3元的入場費才能進場攬活。不過現在買家都是開車來批發水果,棒棒生意差了,人數也只有幾十個人,這3元已經取消。

但是,棒棒們勤勞自立的精神已經得到重慶市民的認同,重慶市委宣傳部出版的《城市航標:重慶城市精神探尋》一書中,將山城棒棒軍吃苦耐勞的精神譽為重慶“登高涉遠,負重自強”的城市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,這個行將消失的群體,將永遠鐫刻在重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。

7點過的時候,老胡終於迎來第一單業務。挑兩包玩具到金海洋背後的車場,重量可能有五六十斤,距離兩三百米,報酬10元。10元是朝天門現在比較普遍的價格,但起步價是5元,而在前幾年,起步價就是10元。

55歲的趙本金4天沒開張了。每天早上,他坐第一班地鐵,從沙坪壩區陳家橋趕到朝天門。10年前,著名的富士康落戶重慶徵用了他家的地,他和老婆每人分到5萬元土地補償款,並轉為非農業戶口。老婆腦子有病,發作起來到處打人,只能在家帶7歲的女兒。國家給她辦理了殘疾證,每年可以免費到歌樂山精神病醫院領1000多元的藥。趙本金是入贅到老婆家的,當年老丈人就看起了他一把力氣,也沒嫌棄他有點對眼,看人的時候視覺焦點總落不到人身上。這讓他有點不討人喜歡,在棒棒中,他算固定業務比較少的。

朝天門的棒棒,經過多次迭代,現在基本上都成了電話棒棒——沒事的時候,就坐在陰涼處歇涼吹牛打牌,有事的時候一個電話就去上班。一個棒棒身上業務電話的多少,決定了他雇主的多少,也決定了他收入的多少。如果一個棒棒沒幾個老雇主,單憑一根扁擔在朝天門轉來轉去,每天的收入一般不會超過20元。

胡明遠其實也可以回去,他在達州老家有兒有女,但是兒女也負擔重,不如繼續在老本行掙口飯錢,“以前收入多的時候,大部分都用在子女身上,現在收入低了,子女也有娃兒,就各顧各。”

胡明遠挑東西的時候,瘦弱的肩和背佝僂得像一張弓,這張弓隨移動的步伐彎曲、反彈,顯得韌性十足。他的嘴裡叼著一根煙,偶爾劇烈地咳嗽,胸腔似乎被一口濃痰卡住,隱隱發出呼哧呼哧的聲響。

(上接01版)第一天,他提著一根扁擔,在朝天門轉了一天,找了5元。第二天,他找了10元。第三天打白板。第四天找了16元。本來第三天可以不打白板的,當時有個人喊棒棒,小李身手敏捷是第一個跑到的。雇主要把一挑五六十斤的衣服運到貨場,小李開價10元,雇主說只給8元,他覺得有點划不來,猶豫間把抓著貨物的手放開了,旁邊立馬有個棒棒一把抓過去,“8元就8元!”這8元眼睜睜就飛了。

好在第五天的時候,旁邊建築工地招工,小李進去當了一名雜工,每天能有200來元的收入。不過這份工作並不固定,經常沒事幹,小李就窩在出租屋看電視,有事的時候,包工頭一個電話就來召喚他。

57歲的蒙秀全是為數不多還沒散去的棒棒,前幾年每年能有3萬多元的收入,今年突然降得厲害。蒙秀全和唐忠榮一樣住在上新街,不過他的房子比老唐的房子更偏僻,從一天門往山上走,已經到了南山半山腰,這裡有大量當地農民的自建房,兩間屋150元。這裡距離東水門大橋直線距離只有500米不到,步行過橋只要10多分鐘,但與橋對面繁華的渝中半島相比,恍若兩個世界。

下午1點半,他接到第5單業務,打包一包衣服,發到奉節,也是10元。當他扛著衣服來到金海洋背後的貨場時,發現收貨的貨車竟然沒在那裡。無奈之下,只好又穿小巷下梯坎扛到濱江路上,本來400米的路,生生走了一公里多。

3年前,他談了個廣安的女朋友,50歲。但那女的一直不跟他結婚,只朝他要錢,他被騙走了3萬多元的積蓄,“後來她被她老表裹走了。”去年初,有人給他介紹了個貴州女人,54歲。蒙秀全這次很動心,給她買衣服,走親戚送禮,回老家給路費,一年花了1萬多元,最終,“今年春節,她說她要回老家,坐車到茶園時,被別人騙到河南搞傳銷去了……”臨走時,從蒙秀全手裡拿走好不容易攢下的2萬元。“我等她一年,要是一年不回來,回來後也不要她了。”為了等這個女人回來,蒙秀全把家裡收拾得很乾凈,斑駁的牆上貼滿了廣告畫,各種雜物收拾得井井有條,讓破舊的房間顯得像一個家。